“文学前沿问题与研究方法”学术工作坊第一期第一讲——虞建华教授谈新历史主义与文学的历史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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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日晚,上外研究生“文学前沿问题与研究方法”学术工作坊第一期在虹口校区文学研究院会议室如期举办,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虞建华应邀为上外师生作了题为“新历史主义与文学的历史批评”的讲座。该工作坊由文学研究院主办,上外师生和访问学者等40余人参加。

虞教授指出,上世纪末以来,文学批评跳出了以语码、修辞、叙事艺术为中心的文内研究,实现了历史文化转向,更多地关注文学的社会、政治、历史等维度的文外关联,将文学阐释融入更加广阔的文化语境。新历史主义作为一种解读策略和批评范式应运而生。相对于传统历史主义批评将历史与文学视为真实与虚构、背景与前景的二元对立关系,新历史主义解构了历史书写的客观性神话,指出作为知识论范畴之历史文本的叙事本质。新历史主义者认为,历史书写与文学文本一样都是一种叙事,二者具有互动关系,一言以蔽之,即“历史的文本性与文本的历史性”的互文性。因此,历史小说与历史文本的关键区别,是言说主体的不同——由谁主宰言说,以及言说是如何呈现的。作家通过历史小说参与历史建构,表达不同的声音,呈现历史的多侧面,尤其浓墨重彩地突出历史叙事中缺失、淡化的部分,在不同叙事话语的联系与碰撞中打破宏大叙事,引向更鲜活、具体的历史。

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结束,之后虞教授与在场师生进行了耐心详细的解答与交流。虞教授的此次讲座内容丰赡、旁征博引、鞭辟入里,使听众受益匪浅,对与座硕博研究生的理论素养与学术视野更是颇具指导性。




青史与素笺

——虞建华教授“新历史主义与文学的历史批评”工作坊侧记



走进虞师办公室时,已是薄暮时分,映目仍旧熟悉的书斋景致:一尊方桌,两立书柜,几坛碧草,书案上摞满新刊学报,一位长者端坐案头细审手旁的讲稿,身前一盏清茗徐徐散着雾气。这般陈设十余年未曾变过,只有窗前花草荣了又枯、枯了又荣,案头的卷帙愈来愈厚重,室主人的稀疏发绺愈来愈斑驳,书案上被茗盏烙出的印痕也愈来愈深沉。见我走进,虞师站起身来,身形略显佝偻而仍不失敏健。他拾步迎门,荡开神色间的一缕疲乏向我说道,世祥你好。那伉爽的风规,不像约见前来拜会的学生,倒似明月桥头邂逅迟来的故人。

时值暮春孟夏之交,上外文学研究院主办“文学前沿问题与学术工作坊”,虞师应邀主持第一场。蒙张和龙教授青眼,我忝列那晚虞师学术工作坊的助理。助理者,襄助理事也;孔圣云,有事弟子服其劳。作为虞师目前唯一的在校弟子,虽然师尊从不要求,但打点些寻常琐务自然责无旁贷。谈话间才得知,那日虞师赴松江校区为其教材《英语短篇小说教程》的慕课视频教程摄录宣传片,奔波一日,嗓音已有些喑哑。究竟是年近七旬的人了,虽然平素一向康健,但体力究竟比不得年轻人,眼下还有两小时的讲座,不觉为虞师的身体暗暗担心,便不再叨扰,转去工作坊处理相关的准备事项。

走进工作坊,我便颇为讶异。此时距讲座开始还有半小时,而平时只能容纳二三十人的小会议室已全部坐满,过道旁的加椅也空余无几,一片熙熙攘攘。一瞥之下,睹见了不少熟面孔,除了文学专业的博士生几乎悉数到场,还有不少高翻学院、语言研究院和政治学院的相识。及至虞师入场时,门旁的同学们纷纷起立,才让出一条通道。此时此景,令我感喟颇多。未及沉吟,虞师一如既往地忽视繁文缛节,不待工作人员介绍,便已入座开讲了。

一、历史本体与历史认识

新历史主义作为当下的显学,与其说是一种独立的理论,毋宁说是基于晚近的语言学、后现代和后结构主义哲学等临近学科对历史的新认识而形成的新历史阐释策略。其理论来源本是多元、开放甚至相互抵牾的,如何从学理上把握这一批评范式至为重要。虞师的讲座从作为文体的自传说起。他忆起1996年招收首届博士生时的一道文论评述题目:“自传的本质是虚构的,因为在自传书写中,作者不可避免地创造了一个虚构主人公。”彼时的考生几乎无一例外地答道:该论点系谬误,书写个人史的自传是基于事实的,而并非想象的虚构作品。但人俯仰一世,所历何多,通过文字叙述事无巨细地书写一生过往之总和是不可能的, 其间必 然涉及素材的选择、主题的塑造和叙事的编织,必然受到潜在的意识形态的主导而有意或无意地建构文本化的自我形象,因此绝对的客观性无从谈起。所有的历史叙事都如同自传书写一样,是对过去事件的文学性叙事,并不能通向即成烟云的历史真实。

时空的不可逆致使过往事实的历史本体已经被悬置,我们所能了解的只能是前尘的断管残沈和叙事的吉光片羽。卷帙浩繁的青史典籍和光怪陆离的词客素笺,看似有大道小径之别,实则都是一种知识论上的历史认识,是主观的书写主体在预设意识的裹挟下精心编织的往昔故事;是各矗一端瞻望浩淼的烟云,如盲人摸象般勾勒似是而非的轮廓;是在时间的废墟之上凝视着历史的灰埃,想象昔日的雕楼画榭和廊阁栋宇。作为历史认识的文字叙述,可以怵目惊魂震心魄,可以感天地动泣鬼神,可以满足目览千秋、心交今古的美学观赏,可以提供人类文明自我审视的精神脉络,但唯一称不上的,便是还原历史真实。

逻各斯已然万劫不复,自诩真实的历史书写又焉能独存?

二、言说主体与历史小说

作为宏大叙事的历史书写和作为个人叙述的历史小说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都是对历史本体的主观性阐释与文本化建构,其所差异者,唯在于言说主体的立场与意图。如拉什迪所言,作家和政客是天生的敌人,两类人都试图按照自己的理想塑造世界,争夺的是同一块领地;小说是对官方的、政客的“真理版本”说“不”的一种途径。官史的宏大叙事是披上客观、严谨、科学外衣的主观叙事,是为主流意识形态背书的政治文本,是维护当下权力关系的文化塑形;而历史小说将历史的本质还归虚构,呈现出旁一种历史叙事,以浓墨重彩的想象提供审视历史的另类视点,以多声部对抗一言堂,以边缘叙事颉颃宏大话语,并将其笔锋鲜明地指向当下,在不同叙事话语的联系和碰撞中实现作家的政治介入,以引向更鲜活、具体的历史认识。

历史小说不只是故事传奇,更是作家与政客争夺意义阐释权的话语疆场。讲到此处,虞师举了官方叙事与历史小说中的林肯形象。在官方历史中,林肯一向被视作解放黑奴的英雄、献身人类平等事业的巨人、引领美国前进的“船长”,而众多小说家对此颇不以为然。虞师早年翻译的《五号屠场》中提到林肯“长着尖耳朵”——在西方语境中等同于魔鬼的符号,另有一些小说中提及南北战争并非为了解放黑奴,而是为了反击南方诸州的分裂行径;林肯本人是极端的种族主义者,对黑种人抱有强烈的鄙夷和歧视,只是出于釜底抽薪、壮大北方实力的现实利益考量,才仓促签署了《解放黑人奴隶宣言》。近年来解密的官方文件,如林肯在国会上颇具种族主义偏见的演说原稿,也印证了这些作家对林肯的政治和道德声讨。政治意识当先的官方历史叙述对此选择审慎地回避,而个人化的历史小说则选择刻意被宏大叙事遗忘与遗漏的历史片段,将之兴润赓扬,于正史所弃而不顾的芜荑丛中形成一种堪与之颉颃的历史阐释。

三、文化诗学与文学阐释

理论离开具体的批评实践无疑是干瘪的骨架,只有结合恰到好处的文本解读才能使学术阐释血肉丰满。如何将理论与批评水**融,避免理论综述和文本细读各行其道、互无干系,尤其是我们这些初入学术门槛的博士生所汲汲欲求的本事。虞师对我们的需求自然心知肚明,便从自己的学术耕耘讲起,将学术灵感的采集、史料文献的挖掘和批评范式的应用一一传授。

虞师对文学之“文外关联”的关注始于上世纪80年代。他所翻译的《沈从文笔下的中国社会与文化》将沈从文的文学创作与彼时中国的社会、政治、文化等文外维度紧密结合,极大丰富了沈从文研究的学术空间,也跻身海外中国文学研究的里程碑式著作。虞师对这一研究路数很是欣赏,80年代末远赴英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对这一学派更是浸淫颇深。其时正值国际文学批评界语言学派的退场与文化学派的回潮,批评开始跳出以语码、修辞、叙事艺术为中心的文内研究,实现了历史文化转向,将文学阐释融入更加广阔的文化语境。虞师也随之投入文化转向的学术大潮中,直至今日,其学术思考无不将文学视为社会文化多元系统中的有机结构,在文学的枝叶间窥出社会、文化与历史的整片森林。

新历史主义抑或文化诗学是虞师最新的国家社科重点项目“美国历史“非常”事件的小说再现与意识形态批判”的核心理论方法。虞师在项目申报书中写道,该研究以再现历史事件的小说为研究对象,在历史记载与文学文本、文学文本与文化语境之间寻找意义,强调虚构作品重述的历史可以引向更鲜活、具体、生动的历史再认识,通过小说家的视角对美国政治和民族道德体系的核心价值问题进行追根溯源的历时考察,揭示事件背后复杂的权力关系、尖锐的种族矛盾和深层的阶级根性,但避免把文学作为历史文本和政治文本进行解读。以《伟大的盖茨比》为例,宴会的推杯换盏、觥筹交错常常使读者忘记了一个事实:彼时美国正处于誉谤纷纷的“禁酒令”时期。酒精在小说中成为消费主义的文化符号,与克勤克俭的传统生活理念相对抗的时代宣言。虞师在小说的放歌纵酒、浅斟低酌中,读出了现代性在美国当时的历史背景中凸显的困境:一种现在与过去的时间上的断裂,一种传统与革新的碰撞,一种认识观念与生活方式的新陈代谢,一种拥抱未来的激奋和失去传统的焦虑交织的进步话语的悖论。


讲座结束时,天色已然黢黑。工作坊虽已散场,还有不少同学围着虞师提出学术的困惑,及至更深夜降方才离校。目送着虞师骑一辆单车在暮色中渐远的苍老身影,忽然忆起年少时习诗,尝作七律一首,其颈联云:“红尘杳杳荒青史,白首悠悠慰素笺”,不觉慨然有叹。虞师研治美国文学数十载,著作等身,成就卓然,定是留名青史的人物;而不肖徒这篇素笺属草的浅陋文字,倘有幸未被流年湮没,想必也会为后世学人钩沉虞师往事提供旁一种视点吧?

杨世祥 于申城西索园

20185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