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届“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召开

第三届“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10年6月4－7日在浙江大学召开。此次会议是继耶鲁大学（1996年）与剑桥大学（2004年）先后举办的第一、第二届国际研讨会之后，在中国内地召开的一次国际学术盛会。大会由浙江大学外语学院现代主义研究中心、美国新奥尔良大学文学院、杭州师范大学外语学院、上海外国语大学文学研究院联合主办。来自美国哈佛大学、英国牛津大学、德国波恩大学、法国阿维尼翁大学、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日本名古屋大学、韩国东国大学、香港城市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外国语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中国传媒大学等90余所国内外高校与研究机构的130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了本次研讨会。参会专家分别来自12个国家，包括6个东方国家和6个西方国家，将这次东西方文化与学术思想交流的盛会置于对等而且密切交融的态势之中。

本次大会得到教育界和学术界的高度重视。浙江大学党委书记张曦先生和杭州师范大学校长叶高翔先生分别代表两所主办高校向大会作了热情洋溢的开幕词。国际国内著名高校和研究机构的著名学者在大会上作了主题发言，他们是：美国哈佛大学的丹·奥尔布赖特教授（Dan Albright），英国牛津大学的罗纳德·布什教授（Ronald Bush），德国波恩大学的扎比内·西尔克教授（Sabine Sielke），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艾拉·纳德尔教授（Ira Nadel），美国西北大学的克莉丝汀·弗洛拉教授（Christine Froula），香港城市大学的张隆溪教授，美国新奥尔良大学的钱兆明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陆建德研究员，杭州师范大学的殷企平教授和浙江大学的高奋教授。十位专家分别从诗学、宗教、音乐、文学等诸多方面深入论述了东方文化对西方现代主义的形成和发展的影响、西方文艺对东方文化的接受方式、中西文学之间的共通性等问题。《浙江日报》和《钱江晚报》的记者参加了大会，对大会主题发言人作了专题采访，并对大会作了报道。

本次研讨会共举行了10场大会发言和23场分组发言。

5日上午，香港城市大学张隆溪教授以《选择的亲和力：浅谈王尔德评庄子》为题，拉开了大会发言的序幕。他探讨了王尔德与庄子哲学的关系，这在以前的王尔德研究中一直是被忽视的话题。他指出，1889年英国汉学家翟理斯英译的《庄子》在伦敦一出版就引起了王尔德的注意，次年2月王尔德在《说话者》杂志对此发表书评。此后，王尔德的社会政治观受到庄子的创作风格与哲学思想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他的个人自由观、他对政府形式的扬弃和他的《社会主义中的个人精神》一文之中。

德国波恩大学扎比内·西尔克教授的发言题目是《东方化的艾米莉·狄金森和玛丽安·摩尔——现代主义复杂化？》，其主旨是探究文学批评观的政治性。论文尝试从他者或东方的角度探讨现代主义，其研究对象是埃米利·迪金森和玛丽安妮·穆尔的诗歌。她指出，两位女诗人的诗歌和诗论给人最有力的启发是现代主义诗人如何参与不断发展的性别构造、解构与重构，同时，她们为美国现代主义的文学想象引入了地缘政治的视角，并促进种族、民族和阶级问题的“东方转移”。在更广阔的后殖民主义研究视野中，关于她们诗歌创作的互文性解读将不可避免地改变我们对现代主义的理解。

哈佛大学丹尼尔·奥尔布赖特教授的发言题为《叶芝、庞德、亚洲与身体的音乐》。他从最近考古中所发现的33万年前的一只骨笛谈起，逐渐透入音乐艺术、肉体与灵魂的深层关系。他指出，最久远的人类尝试和现代主义的视角不谋而合：叶芝的戏剧《苍鹭蛋》关注一只鹭股骨制成的长笛，庞德在诗作中同样用到了笛乐深沉的共鸣。无论是《江上吟》中夜莺啼鸣与笛声的共鸣，还是《诗章》第90篇中仿佛来自冥界的灵乐，对叶芝和庞德来说，笛声不仅是空灵脱俗的天籁之音，而且也是尘世生活的最好表达。

牛津大学罗纳德·布什教授以《观音与庞德〈比萨诗章〉的意大利文草稿》为题发言。他以庞德尚未出版的意大利文草稿为基础，解读了《诗章》中的观音形象。从庞德的草稿可以看出，观音形象融合了佛学与儒学的传统，杨枝甘露的象征意义昭示慈悲的力量可以将诗人拯救出绝望的深渊。

新奥尔良大学钱兆明教授（兼任浙江大学永谦讲座教授）的发言题目是《“道”为西用：从摩尔论“道”到摩尔后期诗歌》。他以确凿的证据证明，从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至六十年代中期，即后现代主义兴起时期，现代主义诗歌运动再度出场。他和与会学者分享了最近发现的摩尔1957年的演讲录音。摩尔一方面表达了对于道家美学的推崇，另一方面批判了当时的美国诗歌创作。钱教授指出，摩尔的立场为我们理解其后期的两部诗作O to Be a Dragon（1959）和Tell Me, Tell Me（1966）提供了线索，而为摩尔提供创作灵感的正是中国画和华裔艺术家施美美的《绘画之道》（1956）。

6日下午，大会发言继续进行。美国西北大学克莉丝汀·弗洛拉教授的发言题目是《普鲁斯特的东方》。她指出，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散发着来自近东、中东和远东诸多时期和地区的文化及美学韵味。通过采用庞德所说的“历史主义方法”，普鲁斯特激活了作品中的艺术和工艺品，使之呈现出时空际遇、全球贸易与文化交流等背景信息。普鲁斯特具有历史学家勒南一样的求索精神，此种精神因战争和种族迫害而愈发强烈，他在《追忆》中把法国文化推进到历史与想象互相融合的疆域，不但传递出他那个时代的回音，而且播及悠远的未来。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艾拉·纳德尔教授以《现代主义的书页：乔伊斯与中文写作》为题发言。现代主义作家乔伊斯对中国的了解是毋庸置疑的话题，乔伊斯对书页的处理以及对中文书写形式的借鉴则是纳德尔教授发言的核心所在。在乔伊斯的世界里，书页的形式与其内容一样，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甚至小到一个标点符号都具有视觉意义。语言的视觉表达形式可以产生意义，这说明版面样式也是文本的一部分。纳德尔教授认为，乔伊斯在写作中直接或间接借鉴了中文写作的特点，其文本特性与中文的视觉性非常吻合，同时，费诺罗萨倡导的表意方法也在其中发挥了作用。

浙江大学高奋教授以《伍尔夫的“真实”和中国诗学的“真幻”》为题发言。她论述了弗吉尼亚·伍尔夫的真实观和中国传统诗学的“真幻说”的形成过程和基本内涵，探讨了两者之间的共通性。她指出，伍尔夫在反思西方传统诗学的主、客观真实说的基础上，在10年时间内逐步提出了艺术之真乃事实与本真的融合，思想与事实的融合，本真与思想的融合，事真与情真、景真、艺术之真的真幻之融等真实观。伍尔夫对艺术真实的整体观照与中国诗学自宋代之后所强调的艺术之真在“似与不似之间”的“真幻说”在生命诗学的本体论定位和审美本质上相通。

杭州师范大学殷企平教授的发言题为《溪流西去在何方？——道家视野中的罗伯特·弗罗斯特诗歌》。从“出世”、“入世”和“道”三个概念来看，西去溪流的意象兼具道家哲学中常见的流水和道路的特性；“出世的”弗罗斯特可以是一位“惊世骇俗的诗人”，其诗歌充满了流水的破坏性；而“入世的”弗罗斯特又可以是一位“上善若水”的诗人，根植于大地而化成万物。殷教授通过诗歌文本的细读，指出弗罗斯特始以出世、终以入世的人生取向，并进而说明道家哲学对西方文学的塑造作用。

最后作大会发言的是中国社科院外文所陆建德研究员，题为《多种形态的现代派以及“中国制造”的东方主义》。他以英国著名学者、作家高尔斯华绥·狄金森为例指出，现代主义极为复杂，很难用简单的术语来界定。狄金森与福斯特关系密切，二人曾于20世纪初一起游历印度、中国、日本，并对中国局势给予支持。他不像当时一般的英国人那样，以帝国主义的眼光对待他者。他在泰山之行后写下的小诗表现了深沉的中国情怀。狄金森还发表了《中国人信札》，并以自己中国式的装束和思想影响了剑桥的文化圈。

从音乐到美术，从历史到文本，从影响研究到平行研究，从实证研究到形而上的思考，上述大会发言充分体现了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研究上主题的深化和方法的多样化。分组发言同样精彩纷呈，议题更为丰富，总共包括以下23个主题：“现代主义从日本启程”，“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视觉艺术”，“卡夫卡、乔伊斯、劳伦斯”，“沃伦、马拉默德、汤亭亭”，“文化交融中的东方与西方”，“东西方作品对比研究”，“东方/西方：一部后现代启示录”，“西方作品中的中国/印度”，“沟通东西方的桥梁”，“对西方现代主义的东方式阅读”，“中国对现代主义的吸收与贡献”，“狄金森、康拉德和塞林格”，“摩尔、史蒂文森和中国”，“庞德的翻译”，“东西方之比较”，“斯泰因与艾略特”，“穿梭于东方文化和西方现代主义之间”，“庞德和儒家伦理”，“爱默生，富兰克林和东方”，“形象的错觉与识别”，“美国诗歌中的佛教/儒教”，“冷战时期的东方政治发掘现代主义中的东方自我”等。美国普渡大学Wendy Stallard Flory教授、日本名古屋大学Akitoshi Nagahata教授、韩国东国大学Youngmin Kim教授、中国人民大学郭军教授、南京大学江宁康教授、北京师范大学蒋虹教授、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刘燕教授、中国传媒大学的舒笑梅教授、浙江大学的何辉斌教授等诸多专家学者作了精彩的发言。

综合参会学者的发言和论文摘要，可以看出，在文学研究之外，学者们已经将研究视野探入尽可能多的东西方艺术门类、理论形态和地理区域之中，其中，艺术门类包括音乐、美术、戏剧、电影、电视；理论形态包括互文性、拼贴、复调、形象学、叙事学、翻译学、诗学、隐喻研究、（后）殖民研究、生态伦理研究等等；地理区域则包括欧美与亚洲的大部分地区。另外，对佛学、禅宗和道家的关注则为现代主义研究增添了超越和自由的精神向度。多数论文或多或少都涉及东方宗教思想对现代主义的影响，使之成为一个研究重点而且呈拓展趋势，这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下国内外学界对人类生存状态和精神追求的普遍关注，也说明现代主义思想在后结构、后理论、后殖民、后现代、后工业、后全球的时代仍然活跃。在一切喧嚣与浮华之后，现代主义者对东方文化的关注、吸收、融化和表现将在新世纪获得重新充分的认识和重视，并继续在实质上推动东西方的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