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英进教授讲座：莎士比亚戏剧与早期中国电影

2010年5月18日下午，来自美国圣地亚哥加州大学的张英进教授为上外研究生作了《翻译、改编、重写：莎士比亚戏剧与早期中国电影》的讲座。讲座由文学研究院副院长、比较文学研究所所长査明建教授主持。

张教授以莎士比亚喜剧《维洛那二绅士》和由此剧改编的早期中国电影《一剪梅》为例，为听众展示了隐藏在戏剧和电影背后既有趣又深刻的文化意蕴。他首先将《维洛那二绅士》中朱丽娅的一段台词作为开场白，引出讲座的第一个问题：翻译背叛说。翻译者翻译了什么信息？背叛者背叛了谁的价值？早期研究翻译的学者认为译者应完全隐形，成为一个精准的传译机器，使译文绝对忠实于原文。操纵学派却把翻译看作一个社会化的生产过程，完全有可能与时俱进，在原文的基础上产生新文本。

接着，张教授谈到了电影改编研究中的社会学转向问题。由于论资排辈、仇视意象和亲逻各斯的缘故，电影改编长期遭人嗤之以鼻。如今，在电影改编受到重视的情况下，奈尔默提出了电影改编的三个关键比喻：翻译比喻、电影作者视角和互文比喻——三者分别代表忠实文本、依赖表演和变形生成其他文本这三个要素。

为了使听众更好地理解电影改编的问题，张教授引入了“撰者”的概念。由于文艺界面临着作者之死的危机，撰者作为一个机制，作为文本生产、传递和接受的环节，在某种程度上替代了原有作者的权威地位。我们甚至可以把“莎士比亚”也当成一个机制，认为他是书写、表演和销售等不同阶段的产物。

在厘清基本概念和观点的基础上，张教授以早期中国电影《一剪梅》为例，细致分析了这部电影改编的典型特征。《一剪梅》采用归化的手法，把《维洛那二绅士》中的两对情侣转化为名字本土化的沾亲带故的中国式情人，同时还采用三种手法加入了中国化的叙事：女性的男性化，民族主义情感的注入，梅花象征的装饰。其中，一度沦为土匪的男主角胡伦廷颇有梁山好汉遗风，擅长救苦济贫，相信女色误人，也算是极富中国特色了。《一剪梅》的改编也体现了文化混杂的特征，掺杂了美国冒险电影和罗宾汉式侠客的元素。明星的表演也使他们用身体的方式体现了文本。双语字幕，作为一种流转在陌生与熟悉之间的侵犯性字幕，增强了《一剪梅》跨文化的世界主义特征。

最后，张教授总结，《一剪梅》的双语字幕同时实现了翻译中的归化和陌生化，这两者并不相互排斥，反而取得了双赢。根据帕森斯的“非零和”观点，翻译和改编上的“得”，并不一定意味着原作的“失”，反之亦然。中国人把《维洛那二绅士》改编为《一剪梅》，既使莎翁名剧有了中国银幕版本，也承认、增加了莎士比亚的文学权威。

张教授结束演讲后，在座听众意犹未尽，纷纷提问，与张教授继续探讨有关“作者已死”、电影改编究竟应该忠于原作还是再创作、作者身份与权威应是什么关系等一系列问题。张教授一一作答，还放映了《一剪梅》的片段，将听众带回了遥远的宛如梦幻的旧中国，体验到影片中青年男女对爱情的渴求，对家国的热忱。

张教授的讲座以轻松的视听享受为大家带来了学术上的启迪。也许按照张教授讲座中提到的“非零和”观点，学术的“得”并不一定意味着乐趣的“失”，这场讲座也同时实现了学术与娱乐的双赢。（研究生部 许原雪 撰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