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思和教授来上外谈“关于中国文学世界性因素的构想”

"上外研究生学术训练营”文学研究类高端学术讲座第二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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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思和教授与宋炳辉教授
讲座现场



521日上午,文学研究院组织的“文学研究类高端学术讲座”第二讲在虹口校区图书馆606室举行。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陈思和先生做了题为《关于中国文学世界性因素的构想》的讲座。文学研究院宋炳辉教授主持。

陈思和教授首先讲到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认为这是一个尚未成熟的学科,还处于初级阶段,前人的许多成果都可以质疑和反思。比较文学起源于法国,迄今经历了两个最主要的范式,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影响研究以实证的方式展开,被认为是科学的。平行研究考察不同国族文学间的相似性因素,展开比较性的阐释分析,如钱锺书的《管锥编》。影响研究虽然以材料实证的方式展开,但难以对所谓“被影响”作品的艺术独创性展开分析,其局限性是明显的。此外,以有限的材料试图实证所谓的影响问题,往往会得出错误的结论。陈老师以李欧梵《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中的一些观点为例,进行了具体分析。他认识到,依据有限材料的实证研究是不可靠的,其结论很难经得起时间的检验。要证实影响的确凿存在,只有在空间非常闭塞、交通条件不便的情况下才比较有效。在近现代时期,尤其是互联网时期,交通条件和信息传播的渠道越来越发达,影响的渠道越来越多元。这时要考证作品的“被影响”问题,就变得极其困难。影响可能是直接或间接发生的,也可能是在意识不到的情况下,这使“影响”的确凿性变得难以证实,甚至不再可能。实证的方式在这种情况下显出了历史性局限。

陈教授以韩少功的《马桥词典》和塞尔维亚作家米洛拉德·帕维奇的《哈扎尔辞典》的关系为例,分析了所谓“韩少功抄袭《哈扎尔辞典》”的指控是不可靠的。因为两部小说在文体特色上差别很大,《哈扎尔辞典》虽然名为“辞典”,但具体的叙事结构和文体并不是真正的词典形态。相比之下,韩少功的《马桥词典》更像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词典形态小说。两者的关系明显异大于同。但虽然抄袭的指控站不住脚,我们却很难完全否认两者之间有可能的影响关系。间接的、隐形的的影响或许仍是存在的,但很难证实。陈老师的结论是,在信息传播方式极其多元和便利的时代,对“被影响”一方的“被影响”因素,很难以实证的方式确凿地考证其源头。陈老师以林纾翻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为例还质疑了实证研究的可靠性。他认为如果从大的历史背景下看,《巴黎茶花女遗事》的影响并不怎么大,甚至可能比不上大仲马的《三剑客》。为了说明这个问题,他又以孔子学院为例,幽默而不失深刻地说明了试图以文本材料和数据来证实影响力之大的实证方式的不可靠。

讲到世界性因素,陈思和教授认为,每个国家的文学都为世界提供了种类繁多的文学元素。比如女性主义,不止是欧美国家的专利,中国也有女性主义作家和作品,这些作品有它们自己的特点和诉求,为全球范围内的女性主义贡献着自己的特殊性。陈老师认为世界类似于一个市场性的平台,每个国家或民族都在这个平台上表演自己的故事。各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学都为这个平台提供自己的元素。这些不同国族的文学元素之间如果有相似性的成分,就是“世界性因素”。陈老师认为,“五四”新文学也是一种“世界性因素”。新文化运动是在一种世界性的先锋运动背景下展开的,在之前的1907年意大利产生了“未来主义”运动,法国出现了“超现实主义”,德国出现了“表现主义”,俄罗斯也出现了“未来主义”诗歌。中国的新文化运动是这波全球性先锋运动潮流的一部分。但这个全球性的先锋运动在每个国家的表现不一样,新文化运动以至发展到高潮的五四运动在中国主要是反帝反封建,而欧洲的先锋运动主要是反对旧的资本主义文化。但异中有同,这样的先锋运动最终的诉求都主要是政治性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人士最后大都投入到了社会运动乃至革命运动中,欧美的先锋运动人士也大都有社会和政治性的参与。

讲座结束后,陈思和教授就八十年代的先锋文学等问题认真回答了三位同学的提问,宋炳辉教授做总结发言。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